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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不仅聪明，而且非常熟悉市局办公楼的电话和地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纵火者应该就来自市局内部。”韩印接下她的话。
吴斌点点头，语气沉重：“对，肯定是那样，可是动机呢？为什么有人要烧毁老档案室呢？”
顾菲菲再次与韩印暗暗交换了眼神，做出结束谈话的姿态，说：“那就先这样吧，你专心做失火的善后工作，案子的事我们会尽力的。”
“对了，你还要为我们做两件事——调查一下那个帮助梁艳找小狗的派出所民警，后两起案子中都有他的身影，也许不是巧合；还有，需要你查一下这个地址在哪儿。”韩印递给吴斌一个字条。
“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。”吴斌看着手上的字条随口念出，“这是什么情况？”
“你查一下这个地址，也许和案子有关，是一个匿名者投到房间里来的……”韩印简单描述了发现信封的大概经过。
“这应该很重要，我回去就查。”吴斌扬了扬手中的字条，说，“对了，面包车和司机我就留给你们吧，这样你们去哪儿也方便些。”
“行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”顾菲菲说。
第八章雪夜裸尸
按照凶手前两起作案的思路，他模仿的都是至今未解决之案例；而据说早年间在长田市发生的那起奸杀案是圆满结案的，如果本案凶手第三次作案确系模仿该案，也许意味着案件含有隐情。如此说来，凶手貌似突然改变模仿思路，但事实上并未改变，并且又一下子将人们的视线从欧美地区拉回到本地，绝对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。也许凶手想表达“奸杀案”并未真正破案，所谓的圆满结案，其实是制造了一桩“冤案”，也就是说有人被冤死了，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。
首先，要确认“奸杀案”是否真的存在。原本要证明这一点非常简单，只要申请查阅解密档案就可以了，但老档案馆突然失火，所有档案付之一炬，不但堵死了这条路，而且使事态变得错综迷离，明显是有人担心支援小组从那份绝密档案中发现蹊跷之处。而联想到长田市公安局一把手周海山在案发现场时的失态，以及他中途的拂袖离场，再加上老档案室的失火，还有他一直催促吴斌找个不痛不痒的原因尽快将失火事件了结，种种迹象表明周海山与失火有关。不仅如此，如果“冤案”确实存在，周海山则很可能是操纵者之一，甚至与真凶有关。
正是基于这一层因素，在和韩印讨论之后，顾菲菲决定暂时对吴斌隐瞒有关奸杀案的相关信息，甚至给吴斌的字条上也撕去了年月日，只留下地址部分。一方面，顾菲菲和韩印并不了解吴斌和周海山之间的关系。如果吴斌得知火灾和早年的案件牵扯到他的“大老板”，他还会这么执着吗？如果他是趋炎附势之人，必然会站在周海山那边，那案子的调查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，甚至停摆都很有可能。毕竟这里是周海山的一亩三分地，以他的地位，要是硬不让你把案子办下去，那是几分钟的事。另一方面，这种暂时回避对吴斌也是一种保护。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年轻的刑警队长恐怕很难斗过老谋深算的局长，尽管人们常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但事实上正义往往总是迟到，即使最终局长能够被扳倒，吴斌也很可能在过程中被牺牲掉了，这是顾菲菲不愿意看到的。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这个外表冷傲的女人，内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。
支援小组目前的调查思路，是暂时不把局长周海山和案件的牵扯点破，他们等于要绕过吴斌和周海山去寻找蛛丝马迹，直至找到一些相关证明之后再与吴斌沟通。如果他是个遵循证据不畏权势的好警察，支援小组将会和他联手一起揭开冤案的真相，进而解决“4·7”案！
支援小组乘车去往玉山街道办事处，想了解一下梁艳退休之前的工作情况。
凶手在前两起作案中选择的受害者，与之欲模仿案例中的受害者境况大致相同。而据张松林说，奸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少妇，可凶手第三场作案杀死的却是一个老妇人。但凶手选择梁艳绝对是有预谋的，他将她的小狗偷走，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，最终选择时机下手。由此韩印分析，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，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？
车行至半路，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。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，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查一下那个地址，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——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，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。方程街凌水路279号，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，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，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，但由于机械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倒闭了，所以具体的门牌号“105室”，便无从查证了。
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，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，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，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。不出意外的话，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，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。
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，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，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，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，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，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，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。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，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。
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，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。他一上来便表示，听说梁艳被杀了，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。这倒不是假话，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，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，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，也严令相关人员，除非调查需要，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。
随后民政科长表示，他和梁艳年龄相仿，平时走动得多，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，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。
韩印听他这个话头，知道找对人了，便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？”
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，说：“加上梁艳总共四个。”
“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？”韩印又问。
“她们比梁艳年龄大，退休得也早，现在身体都还不错，一直和梁艳有来往，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？她们一个现在……”
“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。”顾菲菲摆摆手，打断民政科长的话。
“你说‘都健在’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，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，有人杀了梁艳呢。”民政科长一脸纳闷，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。
“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？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？”韩印接下话问。
“倒真有一个，她叫白秀云，与梁艳同一年来的，虽不在一个科室，但两人关系很好。”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，但提到“白秀云”三个字，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，语气悲恸地说，“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，结婚没多久，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。处理完丧事，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，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，趁年轻再找一个，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，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。可惜她也惨遭劫难，而且死得很屈辱，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。”
“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？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，对吗？”顾菲菲有些激动，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。
“好像是吧，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，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。”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，满脸疑惑地说，“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？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？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？”
“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，白秀云的其他情况，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，你了解吗？”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，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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